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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關村軟件園里，坐落著一幢帶有玻璃幕墻的三層小樓。小樓的墻身上醒目地掛著“PeopleSoft”（仁科）的標志，不明就里的人很自然地以為這是又一家跨國公司的中國分部。事實上，仁科的離岸研發中心就設在這里，只是目前歸在“文思創新軟件技術有限公司”的名下。2004年8月，軟件外包企業文思與美國軟件巨頭仁科簽署協議，以B.O.T.（建設-經營-移交）的方式為仁科興建中國研發中心。文思董事長兼CEO陳淑寧表示，研發中心建成并運行一段時間后，將會以可觀的價格“賣”給仁科。

作為一家有著10年歷史的民營軟件外包企業，文思一直低調地“埋頭做事”，不經意間， 2004年的營業額達到了1億元人民幣，成為中國同行里的“一線公司”。

從程序員到老板

1995年的時候，陳淑寧已經在長城計算機集團做了6年的程序員，正處于去留彷徨之際。IBM亞太區的一位高層人士找到他做OS/2中文版的協助測試工作，并建議他成立一家專門的公司。就這樣，一個項目催生了一個公司的誕生。IBM也從此成為文思的長年業務伙伴。

一位投資者給文思帶來了30萬元的合作協議，其中10萬元作為天使投資，另外20萬元作為“過橋貸款（Bridge Loan）”。協議規定，文思贏利后即刻償還20萬元，投資者占文思三分之一的股份。這是一個至今仍令陳淑寧津津樂道的協議，在當時，這種合作模式還是比較超前的。

對于10年前的陳淑寧而言，創業初期所能考慮的只是如何讓公司生存下去。陳淑寧坦言自己當時對“軟件外包”并沒有概念，文思只是在為它惟一的客戶IBM做一個個軟件項目。到了1997年底，文思的團隊積累了一定的經驗，建立起了嚴密組織的工作流程、嚴格的質量控制體系，鍛煉了一批經驗豐富的本地化開發隊伍。隨著對軟件外包業務的認識不斷加深，陳淑寧重新給公司做了定位，文思成為一家專做軟件外包的公司，它的客戶名單里多了微軟、SUN、Oracle、惠普、愛普生、西門子的名字。與IBM的默契合作，是令其他海外企業關注文思的重要原因，微軟方面的人士毫不諱言：“IBM找你們做事情，肯定已經把你們培訓好了，所以微軟會選擇你們。”

做了老板的陳淑寧發現自己的工作并不輕松，創業以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他仍然要蹬自行車上班，當人手不足時也要親自上陣寫程序，甚至不得不“節衣縮食”來維持公司運轉。直到2000年，陳淑寧才開始給自己發工資。近幾年來，他和他的團隊工資年年遞增，與之遙相輝映的是文思的業績——2002年業績是1000萬元；2003年達到了3000萬元；2004年更是突破1億元人民幣。

人才和資本

“外包企業中95%的員工是技術人員，而不像其他企業有很多銷售和市場人員。”陳淑寧說，“公司業績基本上可以按照人頭計算，每個人年產值10萬元-20萬元人民幣。”

業內人士普遍認為，人數多少決定著軟件外包公司的規模和實力。目前文思擁有1000多名員工，然而在軟件外包行業比較低迷的1997-1999年，陳淑寧不得不反復向應聘者解釋“我的公司不是做軟件產品外包裝的”。每年春節過后，陳淑寧都會站在辦公室窗前“期待”員工的歸來，冷冰冰的現實卻是，大約一半的員工選擇不辭而別，因為在當時做軟件外包被認為是沒有前途的。自己做的事業甚至不能得到員工的認可，一度令陳淑寧心痛不已。

軟件外包企業的主要成本是人力成本，企業要上規模，必須招募更多的員工。2003年以前的文思，一直處于“小本經營”的狀態。不諳資本市場的陳淑寧奉行謹慎的財務政策，用利潤來擴大公司規模，引進員工，提高產能。企業的高速成長和市場需求的不斷增大，開始讓陳淑寧感受到資金方面的壓力。

對處于起步階段的中國企業來說，資金來源并不多。國內銀行很少貸款給羽翼未豐的小公司，有組織的風險投資團體也不存在。于是陳淑寧決定尋求美國風險投資商的資金，為了更好地對接海外資本，迎合美國投資者的需要，他重建了公司的管理團隊，補充了COO、CFO、VP都是有著海外背景的“海歸”，高管層本土派和海歸派的比例達到1:1。

2004年，陳淑寧率領他的管理團隊對公司進行重組，繼續推行“國際化”，大量引進外籍技術人員，來自印度、菲律賓、日本、韓國、美國的新員工占到員工總數的10%。為了預防人才流失，文思推行了期權制度，凡是在公司工作達到一定時間的員工，將根據崗位和貢獻獲得不同比例的期權，2005年4月，曾投資前程無憂和中芯國際的美國DCM（Doll Capital Management）聯合聯想控股給文思注入了1000萬美元的風險資金。“風險投資可以幫助改善公司的管理架構、提高能力和迅速擴大規模。”陳淑寧對待資本的態度較從前有了很大的轉變，他認為風險投資的進入將使公司有機會在較短的時間內達到擴大規模的目的。文思在上海和武漢的分公司都是通過收購小公司建立起來的。目前文思還在與幾家軟件外包企業洽談并購，其中包括一家美國公司，陳淑寧希望它成為文思在美國的辦事處。

對于文思的發展歷程，陳淑寧沒有采用時間段的劃分方式，而是以員工人數作為劃分標志。按照他的標準，“800人”是一個坎，800人以下的公司需要解決生存問題，800人-2000人的公司面臨發展問題。“我們現在剛過了生死線，接下來是如何發展的問題。”

“牛市”的背后

“做軟件外包就像農民種地一樣。”陳淑寧感慨道。軟件外包業務的技術門檻并不高，是規模經濟，由于中國具有低成本優勢，且近幾年中國軟件人才不斷增加，因而吸引了不少國外企業。“中國加入WTO以后，歐美國家不希望印度成為其惟一軟件外包國家，這給了中國軟件外包業很好的發展機會。”業內資深人士、聯合創新總經理馮嶸分析國內軟件外包業近幾年快速成長的原因。

然而，在中國軟件外包行業一片繁榮的背后，還存在著一些隱憂。

目前，全球最大的軟件外包出口國家主要是面向美國的印度，以及面向西歐的愛爾蘭。中國雖然發展速度很快，但只占全球軟件外包市場3%左右的份額。

對中國軟件外包企業來說，最大的困擾就是規模。據不完全統計，在國內500人以上的軟件外包企業不到20家，國內最大的軟件外包企業東軟集團也僅僅達到6000人的規模。根據國際上一些大型外包項目的操作經驗，一般達到3500-4000人的規模才能夠拿到大項目。對于印度軟件企業動輒上萬人的規模，陳淑寧表露了自己的擔憂。

作為國內少數幾家獲得風險投資的外包企業，中國最大的對美外包公司，陳淑寧并不掩飾對納斯達克的向往。他計劃先通過收購把公司規模做起來，“做大”以后再上市。步入文思的辦公區，你會發現他們的會議室全部以硅谷的城鎮命名。辦公區的主色調是藍和灰——微軟的藍，IBM的灰，這是陳淑寧在裝修時就定下的色調。對于文思，它們既是客戶，也是榜樣。

目前國內排名前幾位的專業軟件外包公司，如中訊軟件、文思創新、博彥科技，他們的背景極為相似，都是1993年-1995年創業成立的民營企業，在這一領域已經歷了至少10年的歷練。而入行不久的小公司大多舉步維艱，它們成了文思下一步大舉兼并的對象。

就在采訪結束的時候，文思的一位副總送來了一份收購協議，陳淑寧熟練地簽上了自己的名字，一家名為“聯信永益”的小公司就這樣被文思收入囊中。陳淑寧很認真地說，當時機成熟的時候，他會收購一家印度的軟件企業，“他們的員工都說英語，便于和美方溝通”。